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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读音改来改去是为了迁就文盲吗?

  近日,部分字词读音即将修改的消息,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骚动。尽管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回应,称最终版本的审音表尚在定夺,但审音标准制造的困惑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  网友们纷纷表示,寒窗苦读十几载,好不容易把规范发音记住了,又得再学一遍,“怕不是上了个假学”。

  其实,字怎么读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。语言在方便人们传递信息的同时,也不断受外部社会变迁的影响而进化或衰败。

  中国有七大方言区,隔一座山可能方言就完全不同,所以同一个字不同读音是很正常的事。《武林外传》中的佟掌柜,一句“额滴神啊”火遍大江南北,而闽南人的“我”则读作“哇”,上海人则说“吾”。

 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比起南方方言已经有了很强的互通性,但异读现象仍不少。打个比方,在北京话中,质量的“质”既可以读作“zhì”,也有人读作“zhǐ”,但发音的不同并不影响“质”在词中的含义。

  《现代汉语专题教程》将此类现象定义为异读字[1],它和多音字的区别在于,多音字辨义,异读字不辨。

  异读字里还有种特殊的现象,叫做“文白异读”。简单来说,就是同一个字,在纸上写的和口头用的发音不一样。假设在课堂里,老师让小明朗读课文里出现的“剥削”,那么“剥”此时念“bō”,但课后小明招呼伙伴一块儿剥花生吃时,“剥”就念“bāo”了。

  一般来说,白读读音是从方言里固有的语词衍生出来的,而文读读音可能受古代文言文、术语和官话的影响较深。

  曾有研究在河北对审音表中文白异读词的认知度做了调查,发现读音的准确程度并不规范,人们有时倾向文读,有时倾向白读,有时会将两者混用。[2]

  准确率最低的是“虹”在口语中的用法。按照1985年审音表的标准,假如雨过天晴,人们说“天上出虹了”,此时“虹”应当念“jiàng”,但在调查中,只有5.5%的人选对了发音。

  同种用法的字,在不同的词语组合中也影响人的判断。同样是“嚼”的白话读法“jué”,使用在“咀嚼”一词中的正确率为93.5%,但在文言文“过屠门而大嚼”中,仅有12.5%的人选对了发音。

  由于社会变迁和地域文化对读音发展的冲击,为了顺应大众在生活中对语言的需求,中国从古时候起就通过修订辞典的手段正音。譬如大宋年间,宋真宗就命令政府根据前朝的韵书主修了一本《广韵》,为单字和词加入注释,增加了韵数[3],人们从此对汉字读音受意义推动而分化有了明确的认识。

  1956年,国务院正式宣布推广普通话,不久后便成立了“普通线位当时的知识分子组成,包括文学家老舍、欧阳予倩,以及语言学家周有光。这次审音工作一直持续了六年,期间发表的三批《审音表》在50年代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被教育、文化、电影等部门奉为圭臬[4]。

  但此后30年,受到广播、戏曲和影视的影响,一部分既定音读逐渐失去约束力。因此1982年政府再次组织并重建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,委员们试图从实际出发,只审订普通话口语中的异读词,以及一些字词新出现的读法。

  2016年,教育部针对审音表发布拟修订稿,征求大众意见。其中,有超过一半的改动是修正具体字词的读音。

  有16条修订内容拟将多音字改为统读,比如躯壳的“壳”原本应音从“地壳”,读“qiào”,但大众对此读音的认知度很低,因此修订稿建议将“壳”统读为“ké”,只对“地壳”和“金蝉脱壳”作特殊处理,念“qiào”。

  另外11条改变了部分字在词组搭配中的发音,比如1985年版审音表规定:“累”在受累、连累、牵累中应为第三声“lěi”,表牵连义。但新版修订稿建议将此种情况下的读音改为第四声“lèi”,而将第三声用来表示积累之意。

  再比如“血”字,在过去的文读发音应为“xuè”,口语里读“xiě”。但其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读作“xuě”。修订稿中也注意到了人们的日常用法,将“xuè”和“xiě”统读为“xuě”。

  不难发现,审音表采用的是枚举法,有“挂一漏万”之嫌。前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曹先擢就曾在论文中指出,审音要审的是词素,而不是词[5]。

  2016年的征求意见稿中就有12条变更项目纯粹是针对之前的读音进行补充举例:原稿在畜“chù”的条目中列了四个异读词:畜力、牲畜、家畜、幼畜,征求意见稿中只在该项下增加了一个“畜类”,并没有多做解释,使人摸不着头脑。

  和一般的规章制度不同,异读词审音吃力不讨好。它面临的难题在于语言的读音通常没有对错,可谓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。

  但这并不是语言发展史上唯一一次“黑白颠倒”的情况。许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读音,不乏因为“积非成是”而改变了审音标准的例子。

  恐怕现在姓纪的人自己都不记得,纪作姓时曾经读“jǐ”。千禧年间风靡一时的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将“纪”姓读为“jì”,在当时事实上是错误的读法。2016年国家语委组织审音课题组做出的调查中,只有10.2%的人选择了正确读音。这可能是由于大众受到求简求同的心理驱使,加上媒体的误导助推。因此在征求意见稿中,课题组暂时选择将“纪”统读为“jì”。

 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。你是否想过,你的背包,并不是一直都念“bēibāo”?

  实际上,在2005年版本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将“背包”一词注音为“bēibāo”之前,辞书出版界中的汉语词典都将1996年版的“bèibāo”作为标准读音。

 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曾经在2007年针对北京定福庄第二小学的部分学生和家长做过调查[6],当时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对“背包”一词注音仍为“bèibāo”。问卷显示一年级学生受课本影响较大,94.5%的学生认为课本上学到的拼音为“bèibāo”,而使用过同一版本教材的三年级学生有93.3%以为老师教的拼音就是“bēibāo”。

  就连家长也不赞成照本宣科。调查显示,大部分家长都将“背包”读作“bēibāo”,45.5%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课本上“bèibāo”的注音,但他们在实际使用时还是会说“bēibāo”,只有20%的人选择日常生活中也按照课本上的读音发音。

  这可能是由于生活习惯改变了记忆对读音的塑造,而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略。

  在同一篇研究中,学者利用中国传媒大学有声语言语料库,发现在提取到的20条信息中,包括《新闻联播》、《今日说法》和《实话实说》在内的知名媒体栏目都将“背包”读为“bēibāo”,且语料中的“背包”都是作为一个名词来用,而不是动宾结构的短语。

  而让观众常常直呼受不了的台湾腔,比如“垃(lè)圾(sè)”、“拥(yǒng)抱”、“我和(hàn)你”,也只是受历史因素影响,发音特点和普通话有不同而已。

  语和普通话本是同根生,两者的发音体系都继承了民国时的国语[7]。但台湾读音中较多保留通假音,且受闽南方言影响较大。

 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统计[8],目前在台湾推行的《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》中有1080个字和内地2012年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读音不同。

  官方2016年6月曾就审音表修订稿向社会征集意见,但新版的审音表迟迟未正式发布,而关于字音读法几乎每年都要被拿出来讨论一番。

  正音时常遵照“从音、从俗、从简”的原则,然而从大家对已纠正的部分发音的态度中可以看出,“一刀切”的规范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困惑,需要官方对审音结果给出更详细的说明。

  [8]杨书俊, &戴红亮. (2015).两岸读音比较研究——基于《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.语言文字应用, (2), 58-67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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